1913年11月7日，加缪出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里，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。
从童年起，加缪就习惯了与贫穷为伴。
他喜欢阳光、大海，这两样东西带给他幸福，使得他能从贫穷里抽出目光，去审视世界。
一个人出生在何时、何地，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，命运只会给一个结局。
加缪身体不好，上学后，剧烈的游戏和运动从不参加。
但他学习认真，成绩名列前茅。
因为穷，哥哥辍学打工，补贴家用，就连加缪，也难逃此命，按照外祖母的说法，在她家里，人人都得干活，加缪也不会例外。
很小的时候，加缪就想成为一个作家，但是上中学后，他还是朝着当一个小学老师去努力，因为这是一个出生卑微的孩子最好的出路。
不幸的是，他竟然患了肺结核，咳着咳着就吐血了。那时候才17岁，却厄运加身！
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家人把加缪送到了姨父家里，因为姨父是屠夫，家里比较有钱。
正是这段时间，加缪大量阅读，并进行深度思考。
姨父是一个爱书的人，但他也觉得，写书是没前途的，所以他告诉加缪，不如当屠夫！
“我用一星期的时间教会你肉铺的活，这样你就可以赚到很多钱，然后随意去写东西。”
加缪不愿意。
在学校里，加缪穿着很讲究，眼神明亮清澈，有时带着嘲讽，有时候是忧伤，但他总能诙谐谈笑，让与他相处的人感到舒服。
他喜欢读书，纪德就是他的文学偶像。
他喜欢去街头巷尾听别人谈话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再把他听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。
讲着讲着，他决定了，一定要当一名作家。
于是，他开始写，写着写着有作品发表了。
他的老师说：
加缪是个有前途的青年，他很爱艺术，对艺术的热爱可以转变成对其他信仰的爱。
但他对人的命运，却不乐观，甚至感到绝望。
1933年，加缪上了大学。
他虽然穷，却特立独行，做好自己。
在同学看来，他身上时时刻刻都贴着一个标签：“禁止干涉。”
他凭借自己的魅力，追上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姑娘，并且很快就结婚，那时候，他大学还没毕业，年仅20岁。
生活是很平庸的，为了超越平庸的生活，加缪选择了艺术，他学习建筑、绘画、文学和音乐，但他矢志不渝的目标，依旧是成为作家。
要成为一个作家，生活就是他吸取营养最好的地方。
他投入生活，不求影响世界，但求活得无怨无悔。
他加入共产党，组建劳动剧团，自编自导地进行演出，第一场戏《轻蔑的时代》演出时，观众很多，有共产党人欢呼：“这就是大师的杰作。”
然而，在加缪心里，对这个世界，依旧是失望的，甚至感到绝望，所以他的行动和内心之间，总是有一种矛盾。
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，他决定将之展现出来，这就是他的希望！
身处荒谬，但他渴望正常。
他依旧担心自己会因病而死，因为肺结核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，但他仍然要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更充实。
让他充实的东西，就是写作。
1937年，《反与正》出版，但这本书几乎没怎么卖出去。
他又开始咳血了，他自我鼓励，要同身体做斗争，要继续写。
他开始创作《局外人》，将他的荒谬哲学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他将自己写出来的稿子，朗诵给同事们听，声音低沉。
后来，他带着妻子一起前往阿尔及尔，他请所有认识的人帮忙找一份工作，但还是找不到，只能和朋友一起摆地摊卖旧货。
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，并不能赚钱，但人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首先就得活下去。
1941年底，加缪将《局外人》的手稿寄给出版社，编辑一看，立即意识到这部书稿非同寻常，当即决定出版。
1942年6月15日，《局外人》终于面世，加缪出了一点名。
《局外人》虽然让加缪出名了，但他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善，他依旧很穷，生活拮据，并没有达到不必为金钱担忧的程度。
在这一年，加缪的病情，又出现了反复，他在病中告诉妻子“我以为我完了。”
他还不想死，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继续写作。
小说《鼠疫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加缪自己也深刻地意识到，要写完，不容易。
他一直在告诫自己，必须与思想紧密贴近。
《局外人》描写人赤裸裸地面对荒诞，《鼠疫》必须更进一步，必须更加深刻。
所以，在《鼠疫》之中，有了反抗。
荒诞是这个世界给人类的冰冷的现实，但反抗必须存在，因为反抗是人生的意义。
他的作品《西西弗神话》也出版了，一切都在变好，但加缪却抱怨说：
并不是我抛弃了人和物，而是人和物抛弃了我，我的青春正离我而去，这就是患病。
此时的加缪，才二十九岁，他有了年龄焦虑。
加缪说：
有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就是为了活得正常。
这话说的是他自己，也是很多想活得正常一点的人，正常不是常见，正常就是正常，是事物本来应该是的样子。
加缪：
一切向钱看的人生，跟死了没什么两样。
在他看来，钱只是一种工具，人不应该为了钱，丢失其生命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，他虽然很穷，有时候也因为没钱而受苦，但他从未为了钱，改变自己的初心。
1943年，萨特的戏剧《苍蝇》首演，加缪和萨特有过了短暂的接触，那时候，加缪主动向萨特介绍了自己。
几个月之后，当他们再次相见，相交莫逆，相谈甚欢，他们如影随形，萨特刚出版完《存在与虚无》，声名如日中天，是存在主义的大师。
加缪虽然出了几本书，但在萨特面前，却不算什么。
但他们在一起，却玩得很开心。
在被占领的巴黎，加缪加入了《战斗报》，成了灵魂人物，呼吁人们站起来反抗。
世界没有正义，那我们就反抗不正义。
世界是荒谬的，那我们就反抗荒谬。
战争就是鼠疫，必须站起来反抗，否则我们就是凶手，因为有时候，默认一个东西的存在，可能就是在杀人。
所以，加缪号召人们起来战斗，因为：
一个渴望生活的人民，不应该等待别人给他带来自由，他们得自己争取自由。
我们的境况有失公允，所以我们必须为公平而尽力。
我们的世界多灾多难，所以我们必须增添幸福和快乐。
这就是加缪对待荒诞的态度。
战争期间，有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感到悲哀，但加缪却觉得，那是懦夫的行为。
加缪主编的《战斗报》，影响很大，加缪离开之后，《战斗报》也就走向了末日。
他成了作家，但还未成名。
他觉得，自己一直带着面具，活得一点都不和谐， 有一次，他和波伏娃单独吃饭，两人聊了很多，他给她读自己的日记，谈了自己的问题。
他说，他总有一天要在作品里说真话。
在波伏娃看来，加缪的公众形象，跟他的内心世界，有一道很大的鸿沟。
加缪自己则说：保持天性，但要戴上面具。
保持天性，是活得真实，活得正常，戴上面具，有时候是迫不得已。
就像诺奖作家汉德克说的：
“在这个世界，悲观不被允许，乐观又太愚蠢。”
《鼠疫》发表后大获成功，加缪终于火了。
但他却从公众眼前隐退出去，他说：
我从这个世界上隐退。
倒不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敌人，而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，也不是因为他们照样说我的坏话，而是因为他们把我看得过于高大。
这是我无法忍受的谎言。
《鼠疫》的成功带给加缪的，还有更多的金钱，他的日子也得到了改善，不工作时，他带着家人旅行，看看世界。
《反抗者》出版后，加缪因其特立独行树立了很多敌人。
那时候，加缪态度强硬地怼了一些人，这让他的对手觉得，加缪狂妄自大，又厚颜无耻。
他在《反抗者》中表达的观点，就连萨特，也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们因此而产生分歧，加缪坚定地保持自己的看法，萨特和加缪的都是极具个性的人，两人持有不同的看法，就展开了一些列论战，两人的友谊，也走到了尽头。
当他将《堕落》一书寄给波伏娃时，波伏娃觉得，加缪终于弥补了外表和内心真实想法的差距。
他表现了真实的自我，做回了那个怀疑一切的加缪。
《堕落》大获成功，他将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戏剧里，他试着改编福克纳的作品《修女安魂曲》，大获成功。
他甚至铁了心自己干，组建剧团，亲自指挥。
1957年，加缪斩获诺贝尔文学奖。
获奖后，他继续他的戏剧创作，也静下心来写作，《第一个人》是他构想了很多年的长篇作品。
1960年1月2日，《第一个人》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145张大幅稿子，他连题词都已经想好“献给永远无法阅读此书的你”。
1960年1月4日，加缪在回巴黎的路上，因车祸去世。加缪还不到47岁。
如今，距离加缪去世已经六十多年了，但加缪还是加缪，世界还是世界，荒诞还是荒诞。
在加缪看来，荒诞，只是一个出发点，重要的不是认识到荒诞，而是对荒诞采取什么样的态度。
加缪对人的命运感到悲观，可是他的生活，却是乐观的。
他告诉我们，世界是荒诞的，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教育我们，对待生活，我们唯有热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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